【刘道义简介】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原人教社副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参与教育部中小学英语教材审查和英语教学大纲研制工作。主编过多套中小学英语教材，著有《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主编《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与现状（英文版）》等。
为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更好成长，小编转载自中国日报社《21世纪英语教育》（2019年6月1日第300期）“致敬70年”栏目关于英语教育专家刘道义从教学匠成长为编书匠的文章，供大家学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我与基础英语教育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的经历恰似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基础英语教育70年曲折又光辉的历程。
名师引领 实践锻炼 坚实基础
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50年读初中时。那时，我们使用的课本是林汉达主编的《初中标准英语读本》，我的英语老师语音纯正、音质优美，使我从一开始就领略到了英语语言的魅力。在我的家乡——南京，中学的英语师资水平还是不错的。那时初中英语教学重视词汇和句型，对学生语言交流能力的要求比较低。我并没感觉到太大的学习压力，因为每次考试前只要背过了单词就能得高分。
1953年我上高中后改学了俄语，俄语教师使用的是前苏联的原版教科书，上课时全程用俄语授课。每到考试时，他就让我这个俄语课代表帮他在黑板上抄写汉译俄的考题。经过学习，我们的俄语语音和语法都打下了一定基础，可是我上大学后又成了英语“白丁”，不得不从abc学起。
高中三年正值全国上下“向苏联学习”的时期。我们身上穿着用苏联花布做的衣裳，手中捧着苏联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乡村女教师》等，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乡村女教师》中瓦尔瓦拉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志要考上北师大中文系，将来作一名语文教师。可是，高三毕业前，我和其他十几名同学被学校推荐报考国家机要院校。这些机要院校都是重点院校，按理说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我却感到有几分遗憾，因为这些院校中既没有师范院校，也没有中文专业，唯一一所设置文科专业的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于是我选择了到北外学习英语，准备将来从事外交工作。没想到，四年后我留在北外英语系任教，圆了教书梦。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从大学踏入中小学课堂，而后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工作至今。
1956年夏，我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简朴的校园里集中了许国璋、王佐良、周钰良、大卫·柯鲁克等全国外语界精英。我有幸受教于陈琳、杨树勋、邓炎昌等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北外素以培养翻译人才、重视外语口语教学著称，大一学年对学生语音、语法基本功的训练十分严格，仅语音课就上了整整八周。老师要求每个学生上课时携带一面小镜子，大家一边观看黑板上的音素发音图，一边听老师讲解音素的发音部位，一边对着镜子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操练“口腔体操”。我们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受各自方言的影响，英语发音多有谬误。在长江边长大的我一开始分不清/l/与/n/、/n/与/η/的区别，经过严格训练，我不仅掌握了正确的英语发音，还纠正了一部分汉语发音。
我在大一和大二学的是“基础英语”，这为我后来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大三以后我们原本应该学习英国文学，但是，1957年以后，老师们为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始自编教材，在政治活动和劳动间隙给我们上课。柯鲁克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英语是一种技能，要真正掌握它需要进行大量实践，就像一个人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习一样。于是，教口语的邓炎昌等老师开始结合生活实际编写口语会话材料。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却学习了不少政治和劳动生产方面的词汇。每当回忆起这段大学学习经历，我都会为自己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感到幸运。
1960年，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调了十几名学生留校任教，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提前结束了学业。虽然我为自己实现了当教师的理想而高兴，但毕竟比其他同学少学习了一年，因此我经常感到“先天不足”，在教学时缺乏信心。所幸英语系倡导“老带新”的政策，我的指导老师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张道真老师和周献桃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在讲台上站稳了脚跟，还学习和探索了新的教学方法——视听法和听说法，通过句型训练加大实践量，提高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能力。
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任教。从1961年至1977年，我在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部都工作过，还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组长。我们那时年纪轻、志气高，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高水平外语人才。为了加大语言的输入量，我们在高中采取了精泛结合的教学方法，自编精读教材，用简易读物做泛读教材，效果十分显著。在小学阶段，我们曾尝试故事法，把小人书译成英语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中外教师组成教学搭档。中美建交后，我们购买了教材《英语900句》，并结合实际编写了教材进行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水平。为了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我还与同年级的教师开展了分层教学。我把那些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集中起来，用补课的办法使他们快速提高，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能从事外语方面的工作。
北外附校对教师要求很严格，备课时必须写教案，许国璋教授还亲自抽查教案。学校每周专设教师进修时间，由外教给中国教师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并答疑。尽管如此，我仍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因为大学时期涉学不深，附校工作繁忙、进修时间不够，教学范围窄，难以提高。我一直把这些进修措施看作“先天不足后天补缺”，思想上十分重视。不过，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在70年代初，我开始发奋读书，从简易的原著《西行漫记》到经典名著《简·爱》《巴黎圣母院》等，一口气读了几十本。同时，我收集了许多名人演讲和名著朗诵的录音反复听，还收听中外英语广播节目，经常废寝忘食，如痴如醉。通过这种自主的听读，我吸收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英语语言，不知不觉感到“耳聪目明”，英语思维逐渐形成，口语表达也顺畅多了。
改革开放 为国编书 继承创新
1977年夏，我被教育部借调，开始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从此，我进入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研制和改革的新天地，由一个教书匠变成了编书匠。
编书与教书一样，是一项光荣而又艰辛的事业。回顾过去40多年的编书历程，我深感自己是个幸运儿，赶上了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全社会尊重教育、尊重人才，我得以在人教社德高望重的前辈指引下扎扎实实地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研究等工作，与同事们一起编写的教材印量达亿万册之多，使用学生的人数可谓世界之最。
从1977年到1980年，统编教材的编写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由于任务紧迫，中小学各教材编者二百余人集中住宿。来自上海、北京的14位英语编写组教师在唐钧老师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劲头十足。一年后，教育部领导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依据大纲精神，我们编写了小学、初中、高中英语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那期间，大家吃住在一起，每晚挑灯夜战，人人全力以赴，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心只想落实邓小平同志的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使用新教材的指示。
1982年以后，小学、初中、高中的英语教材经过修订后投入使用，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英语教材。这套英语教材稳定了英语教学秩序，提高了基础英语教学质量，结束了高校英语教学从“零”开始的局面，也培养出一大批英语教师和教研员。英语学习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1981年1月至8月，我参加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派出的第一个编辑考察组，应英国出版商协会之邀赴英国考察出版业。我在英国朗文出版公司实习，了解该公司国内外各类教科书、工具书及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发行和销售，参观英国学校，考察英国教育。海外教育的开放性、多元化和竞争性使我大开眼界。英国的大型教育出版公司，如朗文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都有庞大的国际市场，他们的作者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编写英语教材，采取现代教学方法，语言地道，内容新颖，设计装帧也颇具特色。从那时起，我就萌发了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的想法。
从英国回来之后的几年，我经常被派往国外作为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仅邀请能使用英语的代表参加）。虽然我每次都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但心里暗自为祖国缺少外语人才感到着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不止一次地呼吁：人教社的外语编辑也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需要和大学教师一样出国进修，提高外语专业水平和外语教学理论水平。老社长叶立群具有远见卓识，十分重视我的建议。于是，我通过考试于1985年1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应用语言学。这以后，我的许多同事也陆续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
在悉尼大学，我亲耳聆听了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的功能语法课。更为宝贵的是，我在这期间阅读了许多语言学、教育学以及语言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思考中国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对比国内外英语课程和教材。我研读了有关课程的书籍，还特意把香港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要点译成汉语。1986年1月，我如期返回北京，撰写了《香港的英语教学改革》《中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等文章，表达我渴望结合中国国情、吸收现代语言教学方法的优点、探索改革中学英语教材路子的想法。张志公先生读了我草拟的《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后，热情地支持我这个后生的想法，亲笔修改了文章，并与我联名发表。
1985—1986年，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15个省级教研部门合作进行了一次中学英语教学状况调查。调查发现，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整体偏低，这样的结论令我们深感不安，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我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启动了义务教育初中各科教学大纲制订的工作。我与人教社、北京市、北师大的专家一起参与了大纲的研制工作。我们认真总结了以往中学英语课程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参考了外国课程研究资料，特别是吸取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对这一轮课程改革起到了较大影响。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英语教学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这里强调了用语言做事的交际功能。大纲规定：“英语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因此，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做语言形式的练习，要使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相联系，要使语言形式与学生实际相联系，使言语技能发展成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学大纲为教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外合作编写教材带来了机遇。1987年，人教社通过国家教委、外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中外合作编制初中英语教材的资助金。由于该项目意义重大，师生受益面大，受到了包括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方支持。项目批准后，通过国际招标，我与叶立群社长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评选标书，确定英国朗文出版公司为人教社合作伙伴。1988年10月底，我们邀请了英方高级顾问亚历山大先生和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来华。亚历山大在人教社做了题为《20世纪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的演讲，这篇讲话拉开了中英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junior english for china）的序幕。从此，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途径编写的教材占据了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教材的主导地位。
1988年，亚历山大和格兰特先生访问人教社。
当时，对于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路子编写新教材这个问题，我在《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对现行中学英语教材的优点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改革教材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文章重申了张志公先生一贯的主张，即“多搞点科学分析，少来点主观随意性；多搞点唯物辩证法，少来点极端化、绝对化；多讲求实效，少来点形式主义。”于是，我们对过去采用的结构法既批判又不全盘否定，对功能法虽肯定却不全盘照抄。我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研究与实验》一文中也阐明：“功能法能够抓住语言的本质职能，体现语言的发展规律，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研究和探讨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改革时，应当参考功能法。但是，在借鉴他人的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已有的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功能法。”我们决心“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引进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继承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教材编写中大胆改革。
这是中外第一次合作编写英语教材，但我的想法是明确的：合作本着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的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和继承发扬相结合的原则，使得这次合作获得成功。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原则。例如，初中第一册起始部分的编写几经周折，主要是因为外国作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教学情况，把握不好难易程度，但我们坚持让英方三次修改方案，才初步定稿。当我们与英方高级顾问对字母和音标教学的看法产生分歧时，我们带着英方作者一起去成都都江堰中学听课，并与教师座谈。通过实际调研，他们了解到中国人学习英语发音的难点，知道了国际音标的作用。后来，教材中语音教学材料由中方人员编写，英方对此部分从未有异议。英方作者尊重我国教学大纲的规定，特别是“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这一条，遇到他们所写的课文不利于青少年思想教育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经提出坚决修改。有时，我们提出用旧教材中的课文替换，英方作者也能接受。
1990年秋，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部分地区试用，1993年在全国试用，引起了很大反响。随着教学观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方法也发生了改变。
第一，教学从语言的实际意义出发，而不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通过比较真实的语境进行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结合学生生活编入了（李雷、韩梅梅等人物）连续性的故事，而不是过多地进行枯燥的、脱离实际的句型操练；要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开展大量听、说实践活动，而不过多依赖阅读，即“目治”；要求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尽量使用英语，必要时才使用母语。第二，改变沉闷的、封闭式的课堂教学，实现生动活泼的开放式课堂教学。第三，教材把以结构为主、直线式的编排体系改为循环式编排体系，把相似的话题安排在几个不同的教学阶段中，语言由简到繁，难度逐步加大，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复现率。第四，改变教师“一言堂”，形成师生“群言堂”，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教师不再单纯扮演讲授者的角色，需要随着教学活动的变化变换角色，成为示范表演者、组织者、指挥、监督者等，促进师生之间情感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根据新高中大纲的要求，我们又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了高中英语教材项目基金。尽管审核的步骤和程序十分繁琐而且严格，但我们的申请再次通过。从1992年开始，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继续合作三年。高中英语教材（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于1993年在部分地区试验，1996年在全国投入试用。这套教材有以下特点：第一，话题、结构和交际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高中学生的兴趣和要求，确定了16个话题范围。第二，教科书内容主要反映了现代社会，体现了中外文化，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培养良好的思想情感，提高文化素养。
中英合编的英语教材在教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许多教师在刚使用新教材时感到不太顺手，经过多次培训和实践才逐渐接受。到了1996年，教师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比较完整、设计合理、编排科学、比较理想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它为中学英语教材的编写闯出了一条新路。当时有不少人说，这套教材在中学英语界引发了一场革命，特别是使学生的听说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我认为用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所说的“发展”更为确切。中学英语教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个进步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
1993年，我有幸被选为第四、五届（1993—2000）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学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开展了活动：研究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各种实践问题；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交流外语教学和教研工作经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向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反映中小学外语教改情况，并提出建议；搞好学会自身建设。我们克服了经验不足、经费短缺的困难，组织了多种学术活动，如学术年会、国际研讨会、论文评比；开展教研工作研讨会、优质课展示、优秀教师评比，与澳、美、加、英、日等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配合教育部积极开展工作，如参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和“跨世纪园丁工程”，协助教育部筹办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对小学外语和日语课的开设情况进行调查，每年汇报全国外国语学校教学情况等。学会一直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路子为使命，带领全国中小学外语教研人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终身学习 潜心研究 铺垫基石
世纪之交，我虽已退休，但身体健康。除了编书，我仍然不时地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教师培训、听课、评课等活动。2002年以后，我更加集中精力于教材和研究工作。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有深刻的体会，从不敢有丝毫骄矜之感，也不敢有任何懈怠。我常说，有的人靠灵气，而我靠的是“苦力”，也可以说是靠勤奋。
我在《浅议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一文中所提出的标准是我编写教材的理想境界，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完美境界。我很清楚，完美永远在前方，任你如何追求，都很难达到。况且，我自知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必须坚持学习。因此我每天读书、读英语报纸、听英语广播。“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人生哲学，因为我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英语教育做一些工作，就是因为自己始终坚持学习、与时俱进。我的人生见证了“教育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的道理。
编写教科书多年，人们说我“硕果累累”，年轻人见到我爱说“我们是读您的书长大的”，我的应答则是“但愿我编的书没耽误你”。
长江后浪推前浪，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我愿借后浪的推力，以前辈们为榜样继续学习，潜心研究。为此，我曾与我的同行好友用英语撰写了《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与现状》，回顾和反思我国百年及建国以来基础外语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2015年，刘道义参与“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与现状”发布会。
眼下，我主编了一套外语教育理论丛书（共15册），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旨在从理论层面对外语教育教学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同时我还正在进行一项有关英语学科教材论的课题研究。我在耄耋之年所作的这一切，无非是希望给后来人铺垫一块基石，也期望向世界讲述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故事。